一個人，一本書，要識穿其真面目很不容易。唐代詩人白居易寫的《放言》頗有意思：
贈君一法決狐疑，不用鉆龜與祝蓍；
試玉要燒三月滿，辨材須待七年期。
周公恐懼流言日，王莽謙虛未篡時；
倘使當初身便死，一生真偽復誰知。
分其黑白判其忠奸，總比平時試玉考人難得多，需待時日觀察考驗。歷史長河猶如長江東逝水，浪花淘盡一切污泥濁水，逐漸現其原形。牟子與《牟子理惑》于兩千年的歷史風雨里，有人咀罵有人贊揚，是非功過任人評說，但透過層層迷霧，倒可識清《牟子》確是一部實在的古籍，同時也是一件值得研究的珍貴文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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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—，《牟子》本身說明中國佛教的初傳，實況是先海路后陸路。
歷代史書都根據最古的《牟子》載，佛教初傳在東漢明帝永平年間，明帝夢見神人身有日光，論者謂此乃天竺的佛，于是遣使往大月支寫佛經迎佛象，置于洛陽新建的白馬寺。其實，《牟子》所載只是當時一種傳說。兩漢特別是新莽以后，中印交通主要靠海路并非陸路，到桓帝時遠到大秦(羅馬)遣使來中國也從日南進入。史家雖對《牟子》真偽說法不一，但都認為能于魏晉前蒼梧出現此書，本身就說明佛教初傳是由海而來。如梁啟超在《佛教之初傳人》(《飲冰室專集之52》)中說：“歐人分印度佛教為南北宗。吾國海運傳南陸道傳北，而南宗之來視北為早。”專攻嶺南文史的羅香林居于抗日戰爭期間考察桂林摩崖佛像后，于香港出版專書，說西粵佛教自漢末至六朝卻頗發達，至李唐尤盛，其早期佛教實自印度泛海傳人故自成風氣，其佛教藝術亦必自成系統，與中原或西北各區有殊。(見《唐代桂林的摩崖佛象》廣西二圖存復印本)。隨著學者對《牟子》研究的深入，建國前術界出現不少新研究成果，如學者胡適的論文《從牟子理惑論推論佛教初入中國的史跡》、《從牟子的理惑論推論佛教從交州到長江流域的史跡》。
建國后特別是近三十年廣西的出土更提供有力的實證。漢代古郡址梧州、貴港及合浦等地漢墓出土大批文物中，已有不少佛教飾物如獅子、蓮花的琥珀、瑪瑙等，其中尤以陶僧俑最為人注目。陶僧俑又叫胡俑，是隨葬的奴隸形象物，高鼻深目，絡腮胡子，顴骨突出，裸或半裸，跪坐或踞坐，以頭托蚌或以手舉缽，一看即知是南亞或西亞從海路來的苦行僧。下葬時間多為東漢中晚期。當時佛教傳播尚無佛經佛象，更無佛塔佛寺，托缽為生的苦行僧就是傳播的最早的載體。那時海路交通多從扶南經合浦進入交廣通道。到水路樞紐蒼梧后，再下南海或上長沙以達整個南方。
由《牟子》引征我國最早佛傳海道的存在，不但改變了傳統的佛教史說法，而且為中國文化史及中外交往史提供新的課題。佛教，起源于印度，發展在中國，許多宗教原理形成于中國，并影響及于東亞東南亞諸國，這些都同佛傳的海路分不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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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，《牟子》與現存史籍互訂，可補正漢末嶺南區域史。
嶺南向稱邊遠蠻荒，漢魏時的正史對它基本缺載。東漢末天下大亂史料更多散失。目前見到的只在幾篇人物傳中稍為涉及的一星半點。《后漢書》成于東漢后二百年的南朝劉宋，《三國志》陳壽記得更異常簡單。過去講述嶺南這一段歷史，未免不少偏頗，《牟子》今經多方研究屬東漢末撰作，成書比魏晉后寫的正史早，保存著一些珍貴史料，可補史之缺糾史之偏。
①東漢末的蒼梧是中國少有的學術自由之地，也是中外文化思潮相互拼擊的漩渦。過去只知道蒼梧為漢代嶺南的政治中心，漢武帝平南越于嶺南設九郡(后改為七郡含今越南地三郡)，交趾刺史部的刺史就長駐蒼梧。這里有水路經靈渠聯系珠江及長江水系，其南直達交趾日南通印度海道，五方雜處交通頻仍。中原文化與南越文化早在此交流，而形成了融合性大進取性強的地方精神。先是廣信縣陳欽陳元三代的古文經學《左氏春秋》轟動京師，隨后出現蒼梧豪強士族相連數代馳名南方的合古今文的通學。到了東漢末，按照《牟子》所載中原地區刀光劍影無處凈土，“獨交州差安”(牟子語)，“中原士人來避難者以百計”(《三國志·士燮傳》)。本來，東漢時蒼梧郡儒學的興盛于嶺南算是首屈一指的，到東漢末不算南來避亂的名士，本籍名士就有從京回鄉躲難的土壹，南宋蒼梧講學授徒數百的大僧劉熙。道家的思想于東漢末的蒼梧也很昌盛，牟子說：“地方異人，咸來在焉，多為神仙辟谷長生之術。”但也有修身保真崇尚無為的道學，如太守劉曜。除了儒道二教，蒼梧一帶還從海路沿交趾合浦傳進了佛教，苦行僧在東漢中期就成批作為奴隸傳人，到東漢末漢族也出現沙門，甚至官府也出現敬佛現象，建安初的刺史張津就是著帕頭讀道書的人物，帕頭乃當時沙門的標志。值得注意的，中國傳統文化與新來的海外文化匯集在一起，必然相互碰撞和斗爭，使社會比較安定而文化底蘊又比較豐厚的蒼梧，形成自由開放的學術討論熱潮。牟子本身的學習和論辨就是這段歷史的反映。
②細讀史籍，屬辭比事，足證《牟子》書之非偽。細研《牟子》也發潛闡幽，糾史籍之錯漏。
經幾十年考證，《牟子》所談及的時、地、人、事，都在史籍中找到實證，若后人偽造斷無此能事。同樣，將《牟子》當史書讀，再聯系有關史籍，也可糾正以往正史的漏誤。過去對嶺南東漢末的歷史，多根據《三國志·薛綜傳》中薛綜給孫權的疏書定調，如交趾刺史朱符、交州牧張津，薛綜基本給予否定。考朱符乃牟子序傳中記曾賞識牟子的人物，清萬斯同《三國漢季方鎮年表》列，朱符于中平六年(189)至興平二年(195)任交趾刺史，講州牧是太守撰傳時的回敘。其再前一任的交趾刺史朱俊，光和年間奉旨于本郡(會稽)簡募家兵及所調合五千人，施計進入交趾，先震懾原交趾太守無力制服的夷賊，斬其首要梁龍，招降數萬人。隨即調回京師，拜右中郎將，封西鄉侯，任至太尉，最后憤死于長安賊亂中。據諸史考之，朱符當是忠臣朱俊子，與豫章太守朱皓為親兄弟(見袁宏《后漢紀》、范嘩《后漢書》及陳壽《三國志》)。朱符之當上交趾刺史，當是朱俊封侯后依漢制的推舉，故朱俊回京時留下的家兵由他帶領。薛綜卻說他“以鄉人劉彥之徒分作長吏，侵虐百姓至百姓怨叛”，實屬捏造。朱符所領的家兵乃奉詔建立的。他哥哥朱皓本也是很有才行的好官，于紛亂中為陰謀家陷害誘殺，朱符聞訊欲派家兵前往討伐，這在當時并非壞事。至于張津，薛綜的講法也很片面。張津原是有名京官，許靖(蜀國太傅)給曹操的信云：“又張子云(即張津，南陽人)昔在京師，志匡王室，今雖臨荒域，不得參與本朝，亦國家之藩鎮，足下之外援也。”(《后漢書·許靖傳》)建安初，本事不大野心極大的劉表當了荊州刺史后，想獨霸長沙數郡并染指嶺南，當時長沙太守張羨，是張津鄉友，甚得江湘間人心，劉表偏要消滅他，困了他一年多，待張羨死后才能平定。于這期間張津幫張羨抗擊劉表，并無很大過錯。《三國志·士燮傳》只云：“津后又為其將區景所殺。”區景此人早為劉表的親信吳巨所收買，而薛綜反說是張津之過致自遭殺沒，這怎能服人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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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，牟子的最大歷史功績，是使海路外來文化與中國傳統文化于交流中融合，促進了思想文化的發展。
翻讀世界歷史，所有文明古國唯獨中華民族的文明能一直延續至今，并始終保持青春活力，原因之一就是在歷史風雨中不故步自封，能不斷吸收外來文化，豐富和發展原有的傳統文化。牟子事跡就給人以啟發。
牟子先習儒學再學道學，又在交趾研究佛學。身處學術自由的蒼梧，牟子深懂經學的守舊與方術的荒誕亟待改革，而剛來的佛教依附于黃老也將失去活力，遂挺身而出用盡平生心力，在激烈論辯中撰出《理惑論》，成為我國第一位將外來文化融人傳統文化的“吃螃蟹”的人，為佛教流傳于中國和實行中國化作出較有成效的貢獻。
對待外來文化車子不是簡單的“拿來”“照抄”，而是在哲學思想上選取共同點進行融合。他一方面對傳統文化不抱殘守舊，說：“書不必孔丘之言，藥不必扁鵲之方，合義者從，愈病者良，君子博取眾善以輔其身。”另一方面對外來文化他不排斥拒阻，說：“不可以所習為重，所希為輕，惑于外類，失于中情。”他把“佛”同“道”聯起來，佛之言覺猶道之導致無為，說：“佛乃道德之元祖，神明之宗緒。”他引儒家道家的論點，都是為了弘揚佛法。研究中國佛教史卓有成就的湯用彤教授說：“漢代佛教，附庸方術，魏晉釋子，雅尚老莊。牟子恰為過渡時代之人物，則牟子《理惑論》者，為中國佛教史上重要之一頁也。”(見《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》) | 
